一座中关村，半部改革史。
文 / 华商韬略 熊剑辉
【1】
40年过去，回顾中关村传奇，依然要从陈春先说起。
1978年，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，走下飞机悬梯的人当中，就包括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。这一年，他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斩获一等奖，并和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。
人生和国运如果有四季，这都称得上是“春天”。
当年，美国在国人眼里还是“腐朽没落、行将崩溃”的帝国主义。但沿着波士顿128公路、旧金山硅谷转下来，陈春先却看到数千家由教授、大学生、工程师创立的公司，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。
一位美国教授，仅靠一家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，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。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，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产力。陈春先深刻认识到——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。
60年代，中美研制第一台激光器的“时差”仅有半年；20年后，美国已拥有强大的激光工业，中国的科研成果还躺在实验室里。
联想起这些差距，陈春先的心隐隐作痛，脑海中浮现出了“中关村”。
当年，北京海淀区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30多所高校、130多家科研院所，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。1980年，陈春先在向中科院、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“访美报告”时，振聋发聩地表示“只要转变观念，我们也能做到”，并豪气冲天地宣布：要创办一家“硅谷公司”。
“文革”结束仅3年，陈春先敢说这样的话，有人觉得他疯了。
陈春先则比这些人想象的更疯狂：他定下一个“二不四自”的原则：不要国家拨款、不占国家编制，自由组合、自筹资金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
这在后来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，但在当时，别说中科院，就是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。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，却石沉大海。
好在，很快来了一个叫赵绮秋的关键人。
作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，赵绮秋在“访美报告”现场就被陈春先圈粉。她清楚知道，这个“公司”开不成，但可以利用陈春先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，先搞个“服务部”，由北京科协出批文、出经费，再到公安局刻公章、银行开账户。
一番“曲线救国”，“服务部”开了张。
1980年10月23日，陈春先、纪世瀛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，成立了“服务部”。这一天，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。
但与此同时，陈春先“腐蚀科技队伍，侵占公共房屋”的“小报告”，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，证明其腐蚀的证据是：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。
大家都在观望、迟疑、看笑话，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。
他跑美国、倒芯片，造了批核聚变电源开关，狠赚了3万块；他办培训班，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，成为日后“电子一条街”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，却看不惯陈春先每月给员工多发7-15元津贴，等于涨了1-2级工资。风言风语更加多起来：服务部卖产品给物理所，就是“损公肥私”；卖给外单位，典型的“吃里扒外”。
不久，物理所领导开始扛不住舆情纷纷，也有人本身就羡慕嫉妒恨。他们公开批评陈春先、纪世瀛等人“不务正业，歪门邪道，腐蚀干部”，然后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。
诽谤、查账、被拘接踵而来。人们意识到，陈春先不但要受处分，还可能蹲大狱。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，只有纪世瀛几个铁杆跟着死扛。
倒是赵绮秋这个“外人”，跑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喊冤。但，无济于事。
愁苦的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，引发了这位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关注。结果，陈春先的遭遇登在了1983年1月6日《国内动态清样》上。
这份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，逆转了陈春先的命运。第二天，陈春先的审查即被制止，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和鼓励。
1983年4月，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，创立“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”及下辖的“华夏电器公司”，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，成为中国第一家“技工贸”企业。
但历史赋予陈春先的使命，似乎到此就戛然而止。
此后，陈春先创办了20多家公司，历经项目失败、贸易纠纷、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。不但未积累起财富，还因为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，晚景颇为凄凉。
2004年8月10日，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。他捐出眼角膜，留下了把“光明留给后人”的遗愿。
这位大智大勇的“中关村第一人”并不富有，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。当中国人的头脑还被禁锢在幽暗中时，他以自己的目光和勇气，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。
【2】
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“揭竿而起”的，还有一位标志人物：王洪德。
也正是有了他们的“反叛”，才有中关村“两通两海”的时代。
1982年底，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，“右派”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：“如果聘走不行，借走！借走不行，调走！调走不行，辞职走！辞职不行的话，你们就开除我吧！”
说完，他拂袖而去。
当年，王洪德“五走创京海”，轰动北京城。
这也是憋出来的释放和爆发。
1979年，为了解决知青就业，王洪德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，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，一年大赚60万，轰动中科院，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。
他声泪俱下地“交代”：“我们这些新产品，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，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。既创造了效益，又解决了就业，我何罪之有？”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。
1983年8月，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，于是怒创“京海”，而他的创业则比陈春先要顺利并且成功很多。
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，刚在银行开了户，就拿下北大一个计算机改造项目。中科院计算所、中国计算机公司等中字头大牌都来竞标，但北大的人却只信他王洪德这个人。
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，从此一发不可收。凭借工程质量过硬，国家远洋、国家计委、北京军区等大工程订单纷至沓来。1987年，京海总产值突破1.3亿，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。
陈春先、王洪德的创业壮举，刺痛了中科院和海淀区，“科技人员能办企业，官方为什么不能搞？”眼见着科研经费被削减，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，从“新菜田改建基金”中刨出10万，创办官民合办的“科海”。
创立科海，是希望中科院的科研成果能在海淀区的企业中推广应用。20多项新技术拿出来，成功率却很低。比如化学所的人造大理石，拿到面包房做装饰墙，结果室温一高变了形。企业认为是技术不靠谱，化学所觉得是企业素质差，不懂得控制固化温度。
而且，双方彼此嫌弃，怎么都谈不拢。
这样的心态，让科海没能走得太远。虽然，它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、空气加湿器、财务管理系统等，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，也赚了些钱。
但京海、科海的先后尝试，却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。他们想下海，但却没资金，把他们的蠢蠢欲动看在眼里、也想搞一番产业的海淀区四季青乡，决定出资合作。
1984年5月16日，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，乡里出资2万，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。“四”取自四季青，“通”有“四通八达”之意；英文“stone”意为石头，有人解释为：干好了成钻石，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。
四通的第一单生意，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打不了中文、又卖不掉的日本打印机。他们花400块请了个程序员，写了套打印中文软件，结果迅速脱销，公司大赚20万。
沿着这条财路，四通发现，单位买电脑通常只用来打印，“电脑+打印机”却要5万块。如果能造出一种便宜的打印一体机，一定有市场。
1985年，四通ms-2400中英文打字机横空出世，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，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。一年时间，公司就狂揽3000万，转年破亿。
1993年7月，四通电子成为北京赴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第一股。
鼎盛时代，四通一家在中关村的纳税占比高达60%，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以“四通桥”命名，令联想、方正等黯然失色。
但在1997年，一场金融诈骗让四通负债2.4亿，2002年才走出困境。期间虽投出过新浪这样的大黑马，但之后，四通昏招迭出，先是接盘史玉柱的脑白金，后又跟随黄光裕搞地产，最终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。
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，是信通。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，由中科院计算所、科仪厂、海淀区各投100万，于1984年11月开业。
信通的第一桶金，来自于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。靠着把这项荣获科学大奖的技术产业化，当年就赚了12万。
但信通并非一家富有远见的企业。
当年，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100块汉卡，并商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。结果，计算所卖出93块、信通只卖出7块，计算所据此分大头，信通坚持对半分。
最终，信通求锤得锤，成就了日后联想的汉卡伟业。
此后，信通业绩还一度冠绝“两通两海”。但在90年代初，因为一桩7000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，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。
【3】
1984，被称为中关村的“拐点之年”。
这一年，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“两海两通”，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。
柳传志坦言深受陈春先的事迹鼓舞，萌生了创业念头：“憋得太久，机会来了，特别想干事！”
1984年10月17日，联想前身——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，在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开了第一次会。公司只有两三个长条凳、办公桌，以及20万开办费。大家七嘴八舌，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。柳传志却一脸愁容，对未来并没有底。
发愁是有原因的。这年，中科院财政拨款锐减20%，预计5年后全取消。计算所1500人吃饭要成问题，所里布下这支奇兵，就是希望能探条活路。此时，“两通两海”在电子一条街赚得风生水起，自家人还像没头苍蝇，怎能不愁。
机会很快来了。据“可靠”消息，在遥远的“江西妇联”一位妇女手里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。这是当年最紧俏的商品，到手每台就能净赚上千块。一笔大钱在招手，柳传志千叮咛、万嘱咐要先验货、后给钱，结果还是一口气被骗走14万。
那年头，柳传志一个月挣78块。骗子骗走的，是他150年的工资。
困境中的柳传志，并不知道该如何反败为胜。他没有任何办法，只好带着人在路边卖电子表、旱冰鞋、运动衫，好把窟窿堵上。
“两通两海”一年赚钱千万，40岁的自己摆地摊。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，柳传志咬着牙干了。就算心再大，他也不敢想象自己20年后会把“蓝色巨人”的全球pc业务买下来。
无意间，中科院拯救了这支哀兵：院里进口了500台ibm电脑，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。柳传志得到消息、撂下摊子，直扑中科院设备司，把电脑的验收、培训、维护业务抢到了手。一伙人肩挑手扛蹬三轮，靠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。
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，也是中关村龙腾虎跃的传奇之始。
【4】
1988年5月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，“中关村”正式诞生。
压抑了十余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。
1988年，王莘毅然辞别联想，靠在中关村倒卖软件攒下第一桶金。1993年，他联手中国最顶尖反病毒专家刘旭，创立了一家尽人皆知的公司——瑞星。
1986年，当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卖疯时，“中国第一程序员”求伯君也来到了中关村。他先进四通，后入金山，历经三次肝病爆发，却在病床上凭一己之力做出wps，横扫整个文字软件市场。之所以这么玩命，只因他认准一条死理：“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，愿意把作为信息产业灵魂的软件产业，完全建立在他人的智慧上。”
1988年，被柳传志“忽悠”进联想的郭为，先琢磨出“人类失去联想，世界将会怎样”的广告词，又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、联想汉卡荣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“二等奖”，生生改成了“一等奖”；同年进联想的孙宏斌，还在柳传志调教下“校正”山西口音，两年后被送进了班房；而真正执掌联想未来的人，尚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赶毕业论文。
这一年，身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文京，也在柳传志创业事迹的感召下，扔掉了“金饭碗”，扎进了中关村。他和搭档苏启强用5万块创立“用友”，2001年用友上市时，身家50亿的王文京年仅36岁。
苏启强没等到用友上市那天。
1993年，他就与王文京分道扬镳。1994年，他用王文京倾囊回购股权的钱，创办“连邦软件”，成为了网点遍布中国的正版软件专卖店，在无数抱小孩的妇女问你“要光盘吗”的中关村，活成了一股清流。
1995年，瀛海威将“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，向北1500米”的广告牌竖起，宣告互联网降临中关村。
这一年，搞出“中国黄页”的马云，朝圣般来到瀛海威，拜会偶像张树新，却只受到会面半小时的接待。出来后，马云凝望着瀛海威的广告牌说：“如果互联网有人死，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更早。”
随后，他找到体委的人说，奥运会马上要开了，我们中国的网页不能是空的；但勉为其难接待他的人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只是特别强调：不预约就...